看历史 | 孙坚早期事迹略考 - 行业资讯

摘要：关于东吴集团奠基人孙坚在正式讨伐董卓之前的早年经历，史书中只有零星记载，却为帮助我们理解汉末寒门官员升迁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与孙坚相关的那些人物经历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孙坚实现阶层跃升的四个步骤：第一，通过联姻提高家资；第二，通过扬州刺史臧旻的提携在徐州成为三任县丞；第三，通过在会稽平叛时与朱儁积累的人脉关系而在讨伐黄巾的战争中积累新的战功；第四，在“中平羌乱”通过斥责董卓的政治表演而被拜为议郎；第五，利用汉末叛乱频繁、将才缺乏的局面获得了去长沙郡平乱的机会；第六，利用朝廷“废史立牧”工作的疏漏尽量扩大自己作为郡守的职权。孙坚的阶层跃升既有运气的成分，也体现了汉末乱局中汉廷不得不依赖杀伐果敢之寒族官员以稳定局面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孙坚阳明皇帝臧旻议郎废史立牧

三国东吴政权的奠基人孙坚之所以被后人所铭记，主要是靠其讨伐董卓时候获得的巨大功绩。不难想见，他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加入汉末的全雄逐鹿，乃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长沙太守，并带有“乌程侯”的头衔（在参加讨董的诸地方官员中，郡守与封国的相乃是最起码的官阶。至于“乌程侯”，则为汉朝侯爵体系中的最高等的县侯）。然而，关于孙坚是如何成为长沙太守并成为乌程侯的，这一点并不太受人关注。如果将孙坚的出身与同时参加讨董的其他官员相互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孙坚并不属于以袁绍为核心的汉末“党人”集团，而几乎是凭借个人的努力成为地方大员的。陈寿说他“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并不算夸张。但问题是：在家庭背景早已成为拔擢公务员之重要参考标准的东汉，缺乏此类背景的孙坚又是如何在官场上崛起的？从孙坚的个人成长经历为切入点，可一窥汉末政局之秘辛。

孙坚的早期事迹，主要记录在《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之中，部分散见在《后汉书》中，资料相对稀薄。因此，根据与孙坚有关的其他人物的史料进行合理推断，是尽量复原此间孙坚形象的唯一办法。

一、孙坚在扬州时人脉关系网的构成

在传承到孙策与孙权一代的东吴干将能吏中，有不少是在孙坚时代就开始为孙家效忠的。而缺乏显赫家庭背景的孙坚，是如何搭建其个人班底的基础呢？

首先是靠孙氏家族自身的力量。孙坚有长兄孙羌，早亡，留下其子孙贲与孙辅。在孙坚长子孙策出生之前，孙贲与孙辅就长期跟着孙坚一起生活，而孙坚也就成为了二者实际上的父亲。后来贲、辅长期跟随孙坚征战，成为了孙氏集团的元老。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孙坚次子孙权接班孙氏集团时，资历相对丰富的孙辅便与权争权，后在家族内斗中败北。此外，孙坚还有小弟孙静，孙坚在外为官或征战时，他一直在老家留守。然而，从家族发展的整体策略上看，这样的安排并非不合理，因为孙静其实在为整个孙家守护其在富春的最后根据地。日后孙策攻打江东时，孙静便成为了孙策的可靠内应。最后，孙坚还有一个小妹孙氏，与富春人徐真为婚（详后）。

富春孙氏以种瓜为主业，孙坚要实现阶级跃升，显然还不能仅仅依赖家族内部力量，一条捷径便是联姻。以孙氏的背景，与豪族联姻显然不可能，因此，其最佳的策略就是选择上一个社会阶层中有中落倾向的家庭。从吴县（今苏州）迁徙到钱唐（今写作“钱塘”，离富春不远）的吴氏便成为目标。关于她，陈寿在《孙破虏吴夫人传》中是这么写的“……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指吴氏——引者注]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

这段史料说明了三点：（1）吴氏无父无母，身边只有一个弟弟，而且对她的婚姻构成比较强的话语权的，也唯有其在钱唐的亲戚。因此，对孙坚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容易捏的柿子”。（2）当时孙坚在乡间有“轻狡”的恶名，而且也应当纠缠了吴氏一段时间——而这一点亦显示了孙坚的草莽底色；（3）吴氏之所以愿意跟孙坚，貌似并不是基于爱情，而是担心自己的家族受到连累。不过，这一点本身也说明孙坚当时在富春、钱唐一带的社会组织能力是不容小觑的，至少已经到了足以左右中小地主家庭之家庭决策的地步。

与吴家的联姻显然有助于孙坚提高其家庭总资产额。此外，通过这场婚姻，他还得到了吴家的宝贵男丁吴景（吴氏弟）的效忠。孙坚进入官场后，吴景长期与孙坚共事。在孙坚死后他暂时受制于袁术，并在孙策崛起后主动放低身段做其陪衬。吴景的军事能力其实不差，日后受袁术委托阻挡刘备进入广陵时，他甚至还曾一度害得后者断粮（《英雄记》：“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

在吴家之外，孙坚的早期人脉里还有两位富春的同乡。一位是祖茂，日后祖茂在孙坚与华雄鏖战时曾穿上孙坚衣冠替他引开敌军，可见二人交情之深。史书虽未记载二人交往的细节，但从二人皆为富春人这一点出发，大致可以判断二人是“发小”。另一位是徐真，徐家与孙家的复杂关系可以从下面三件事情上得到体现：（1）徐真迎娶了孙坚的小妹孙氏；（2）徐真的儿子徐琨后成为东吴集团干将；（3）徐琨的女儿后来又成为了孙权的夫人。

不过，孙坚早期人脉圈中的不少重要人物并非吴郡人。比如，程普是右北平土垠（在今河北）人，黄盖是零陵泉陵（在今湖南）人，韩当是辽西令支（在今河北）人，朱治乃是丹杨故鄣（在今浙江）人。这四人中的前三人与孙坚家乡都相距太远，大概率是孙坚离乡为官后认识的。朱治家乡离孙坚比较近，或许认识他的时间略早（不过也未必）。

总之，早期孙氏集团的成长策略，采取的是“扎根孙氏，联姻吴、徐，再慢慢拓展到北方人才”的方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加入孙坚集团的某些外乡人（如朱治）是有孝廉头衔的，此类高端人才却愿意为缺乏孝廉头衔的孙坚服务，可见孙坚笼络人才的手段。

二、海贼与“阳明皇帝”的历史背景问题

根据陈寿的记录，少年孙坚曾在去钱唐的水路上孤身大破海贼胡玉，并因此引发地方官员的注意。不久后“会稽妖贼许昌起於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得到“别部司马”（临时编组的武装别动队司令官）头衔的孙坚则在扬州刺史臧旻的指挥下离开吴郡进入会稽，获得战功。这也便是孙坚最早获得的正式战争经历。

不过，关于少年孙坚所面对的“海贼”与“阳明皇帝”究竟是何背景，陈寿所述非常简单，裴松之的注也没给出太多有用的信息。

说到“海贼”，一个非常容易想到的前例便是在公元二世纪初弄得汉廷头疼不已的海贼张伯路。他于永初三年(109年)，入寇滨海九郡，杀死二千石级别高官，邓太后派遣侍御史庞雄发兵讨伐。张氏在投降后复叛，后终于在永初五年(111年)被地主武装所斩杀。从军谋角度看，张伯路的确颇有才能。他利用海上小岛为基地，伺机游击岸上居民定居点，并利用朝廷常备水军已弛废的缺点，不断逃避陆地官兵的围剿，获得了不短时间内的军事成功。可以设想，在孙坚生活的二世纪末，也会有人利用古杭州湾江海连绵的地形复刻张伯伦的行为模式，只是其规模肯定没其那么大罢了。这些海贼时断时续的存在，其实亦证明了汉代的统治秩序在沿海一带的薄弱。

而所谓“阳明皇帝”掀起的这场地方性叛乱，更是验证了汉廷统治在会稽郡的薄弱。汉末的郡、国一般要比今天的省小，但会稽郡却几乎占据了今日浙江之南部与几乎整个福建省。之所以会这样，乃是因为当时会稽郡正式被“编户齐民”的人口有限，其所能够支持的官员体系自然也不会过于庞大。说得更确切一点，当时会稽郡的很多地理区域还是山越人的传统领地，他们的顽强存在甚至在孙权时代都给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遑论在统治中心尚在更遥远的雒阳的汉末。而从陈寿将许昌称为“妖贼”的提法出发，还能大胆做出这样的推断：孙坚所面对的这场地方起义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很可能就是主流儒家所不认可的山越人的地方宗教。这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了东汉民变的一个特征：引发民变的民族与宗教因素经常与政治、经济因素相互纠葛，彼此很难区分。

三、孙坚在徐州为县丞的背后因素

孙坚在讨伐“阳明皇帝”时得到的“别部司马”名号不是常设编制。好在此战结束后他就得到了正式官职：盐渎（今盐城）县丞。

虽然汉桓帝时代有所谓的“三互法”以阻止本乡人在本乡做官，但此法一般对州、郡高级干部才有约束力，并不延及县丞这一级别的干部。作为吴郡人的孙坚为何一定要离开在扬州的故乡，而去徐州广陵郡的盐渎做官呢？另外，既然已经离开家乡了，孙坚为何不走得更远一点，去荆州或者兖州做官呢？

在陈寿的记载中，无法直接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而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却为此问题提供了解答线索：盐渎县旁边就是射阳县，而射阳就是孙坚在会稽作战时的上司扬州刺史臧旻的故乡。另外，臧旻早年做过徐州从事，在射阳、盐渎所在的整个徐州刺史部都应该还有政治影响力。因此，孙坚去盐渎大致就应当是臧旻的安排：臧氏应当对孙坚在会稽的军事能力非常满意，这才决定动用他的人脉资源为孙坚设计一条升迁之路（参看图1）。

图1 汉末盐渎与射阳二县关系示意图

（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转录）

孙、臧之间的这层关系具有很深的政治意蕴。孙坚并不是以袁绍为首的党人集团，为何还愿意在反董战争中与党人集团一起面对西凉军阀呢？一个可能的解释便是来自上司臧旻的影响。原来，在宦官力量迫害儒家清流代表人物第五种之时，时任徐州从事的臧旻曾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上书汉桓帝为第五种辩护（辩词收入《昭明文选》），而且竟然侥幸成功。虽然两次党锢运动都没有直接波及到臧旻，但他的上述举措足以证明他是党人的同情者。而在臧旻任“使匈奴中郎将”后，其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体现的高超政治能力与其所积累的丰富地理文化知识更是受到了太尉袁逢（袁绍、袁术之父）的高度评价。这亦说明臧家与袁家的关系也不差。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就跟着臧家走的孙家显然也产生了一种对于清流党的“路径依赖”——这也就部分解释了日后孙坚为何即使被袁绍所鄙视，也必须依附袁家的二号人物袁术。

四、孙坚县丞生涯对孙吴集团发展的意义

按照陈寿的记录，“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孙坚离开盐渎后，其官职依然是县丞，只不过为官的地方先后换成了盱眙县与下邳县。孙坚是在黄巾军起义爆发后才离开下邳的，此前他在“县丞”这个位置上大约干了十年。

熹平六年（177年）八月，臧旻与破鲜卑中郎将田晏、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击鲜卑，后被鲜卑人领袖檀石槐击败，士卒死之十有七八，三将因此被征回朝下狱。后臧旻虽又在官场被启用，但在政坛的话语权显然已经大受影响。因此，孙坚就不太可能通过上司的人脉而将自己的官位升到县令或者县长一级了——更何况他自己缺乏“孝廉”“茂才”等头衔这一点也一直是他的官场硬伤。

不过，至少此间孙坚一直在被平调，而且，其平调的位置也是从沿海一直往内陆调，渐渐接近东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考虑到他的最后一任县丞所在的下邳县乃是下邳国的首县，而封国的政治地位也的确略高于一般的郡，这就说明孙坚此间的政治地位还是略有上升的。

孙坚为县丞的十年，乃是孙家家资不断增长的十年，其证据是《江表传》的下述记载：“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能够经常接济几百乡民，显然具有很高的财力——而当时县丞的秩位也就是四百石的级别而已。史料没有解释孙坚是如何得到这些工资外收入的。但联想到孙坚在扬州家乡时的江湖背景，可见孙坚很可能利用其控制县政的方便进行了权力寻租。相关证据是：陈寿提到孙坚在下邳募兵时得到了商旅的支持（“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可见至少他在做下邳丞时的确充分利用了淮泗水系的便利建立起了与各地行商的人脉。

汉代的县丞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官职，其所处理的县务负担要高于令、长。尤其是孙坚所在下邳县，同时存在着下邳县廷、下邳相府、下邳王廷三套班子，人际关系极为敏感、复杂。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长沙五一广场的东汉、东吴竹简被陆续发掘、解读以来，学术界也已充分意识到了东汉、三国时期中国县级行政机构之繁复、基层椽吏工作的艰辛。综上所述，孙坚在这十年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与人脉关系。

孙家在这十年还获得了两项额外的重要人力资源。这首先就是孙家自身人口的再生产。在盐渎时孙坚得到了他的长子孙策，而在下邳时，他又得到了他的次子孙权与三子孙翊。其次，孙坚在黄巾暴起时于淮泗地区得到了千余精兵。这也便是最早意义上的“孙家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生在徐州，孙策与孙权的潜在文化认同可能并不是“扬州人”。这也为日后孙氏集团与江东本地土豪的冲突预埋了伏笔。

五、朱儁选择孙坚作为自己下属的原因

黄巾起义全面爆发后，孙坚终于等到了因功升迁的机会。他离开了下邳，带着他招募的淮泗精兵加入了中郎将朱儁的部队。陈寿《三国志》载：“儁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但朱儁为何垂青孙坚呢？

这或许还是与孙坚在会稽的经历相关。在会稽剿“阳明皇帝”时，孙坚的优异表现曾给臧旻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那时候朱儁也在会稽做官（朱儁为会稽上虞人）。他是当时的会稽太守尹端的主簿，尹端因敌不过“阳明皇帝”被治罪后，他曾到京都疏通关节为上司免了死罪。事后，朱儁被评上了孝廉，并从兰陵县令一直升迁到了交州刺史。个中原因或有：其一，下属为上司开脱乃是彰显人情之举，颇为符合当时流行的儒家价值观；其二，这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官场普遍认为尹端的失利多有不可抗因素使然，将其斩首未免过于苛严。不过，从朱儁能够打通京都司法部门的关节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搜集官场情报的人，故此，臧旻麾下孙坚的事迹，自然也会进入他考察的范围。另外，从朱儁的用兵经历上看，“用熟人”也构成了他的人事布局习惯。比如，在做交州刺史剿灭梁龙、孔芝反叛时，他的武力基本盘就是从遥远的会稽老家调来的五千子弟兵。由此，朱儁在打黄巾时想到他相对了解的孙坚，也应属自然之事。

六、孙坚公开挑战董卓的动机分析

就在黄巾起义的第一波浪潮被扑灭的184年年末与185年年初，大汉朝又迎来了一场新的危机：“中平羌乱”。这本是持续百年的汉羌战争的余续，但随着新安县令边章、凉州从事韩遂也加入了叛乱，这次军事行动的汉、羌混合性质日趋明显，朝廷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当时尚且没有反叛、且在凉州深耕已久的董卓自然便成为了朝廷平叛的希望之一。不过，董卓的凉州背景还是让朝廷感到不太放心。于是，朝廷派出了其制衡力量：名义上作为董卓上级的司空、车骑将军张温。而在剿黄巾的战斗中获得军功的孙坚此刻也以“参军事”的头衔跟着张温来到了长安的大本营。此刻张温令董卓来长安汇合，但董卓一则迟到，二则还对张温不甚恭顺。按照陈寿《三国志》的记录，此刻人微言轻的孙坚竟然主动向张温提议处死董卓。张温担心杀董会在当地引发巨大负面政治影响，驳了孙坚的建议。孙坚竟然还不依不饶，慷慨陈词道：

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

这番陈词用典精致，气势磅礴，似乎不像是出自草莽出身的孙坚之口。而且，任何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应当推知张温是缺乏杀死董卓后控制凉州局面的政治资源的。假若做过十年县丞的孙坚并非真地如此缺乏政治常识的话，那么似乎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来解释这段文字的出现了：这整段史料都是吴国官方史家伪造的，其目的自然是美化孙坚的形象；而陈寿在综合三国既有史料撰写《三国志》时又受到了这些史料的影响（罗三洋先生就持这种见解）。

但笔者认为这段史料或许是真的。纵然孙坚建议杀董的具体措辞应是被后世美化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提出过此项建议。其根据是：假若孙坚没提出过杀董的话，他凭什么在不久后就被调到京都被拜为议郎呢？难道仅凭军功吗？但问题是在中平羌乱中，孙坚非但未立下过军功，甚至还吃过大败仗。比如，他在美阳县与叛军作战时不仅耗光了他从下邳招募来的淮泗精锐，甚至还丢了印绶，这在当时可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又比如，他跟着荡寇将军周慎在榆中与敌作战时，其断敌粮道之策未被周所纳，结果汉军粮道反而被敌所断，汉军大败。此役之败虽然应由周负责，孙坚无力说服上级采纳己见，亦是事实。就凭这点事迹，孙坚又有何资格入京成为议郎呢？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他曾提出过杀董的建议。

建宁元年（168年），陈蕃等党人联合外戚窦武在京都发动政变，试图从宦官集团手中获得政权，而宦官集团则利用掌握天子印绶的方便，调来了张奂的凉州军来对付党人。作为张奂从属的董卓是否参与了对党人的镇压，史料没有清楚的记载，但凉州集团在党人集团心目中的负面印象或许大概就由此被定格了。另外，生在羌汉混杂之地的董卓粗鲁的作风，自然也会使得他难以逃脱京都士大夫鄙视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貌似人微言轻的孙坚若能在张温面前提议杀董，就能由此获得旁观者的好感，为他日后成为京官创造政治条件。同时，党人利用孙坚敲打董卓，也能使得自己始终处于进退有据的位置，并在局面失控时迅速与孙坚切割。

究竟是谁怂恿孙坚去抨击董卓呢？一个可能的猜测是陶谦。陶谦当时也是张温帐下的参军，但是他有“茂才”的头衔，做过县令，政治资历要比孙坚深厚。而且，他亦是张温帐下诸军官中除孙坚外唯一的扬州人，陶父甚至还在离孙坚家乡富春不远的馀姚做过县长。因此，陶谦应当是一个既被党人集团肯定，又能被孙坚所信任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孙坚向张温提议杀董，背后或许有陶谦的指点。顺便说一句，陶谦与张温的关系也不太好，曾当众给其难堪，这似乎印证了他与孙坚一样都不满意张温在董卓面前的软弱。当然，由于此间史料过于稀少，笔者也不排除孙坚由于他人怂恿建议杀董的可能。

七、孙坚与王睿矛盾的根源

“议郎”的任务是向天子提供行政建议或顾问服务。这个官职貌似秩位只有六百石，但因为有机会与京都各级官僚甚至天子见面，是有机会被任命为地方大员的。曹操就做过议郎，日后又迅速被升迁到二千石的骑都尉，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与曾在为议郎时就上奏要求赦免党人的曹操不同，孙坚在做议郎时并未留下任何轰动性的事迹。但在不久后，他就跃升长沙太守之高位，并被拜为乌程侯。

这一年二月，离京都不远的荥阳也发生了叛乱，所幸河南尹何苗及时平叛。西北战线的反叛依然在进行，只是叛军的领袖发生了变化（韩遂杀死了他的同伙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并策动太守李相如叛汉）。雪上加霜的是，在作为帝国马匹产地的冀州，渔阳人张纯亦反了，麾下聚集十余万人，且僭号天子。而在这堆乱局之中，长沙郡发生的由区星领导的新叛乱便极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朝廷的立场上看，孙坚便成为了一个不错的长沙太守人选。从他过往的军事履历来看，只要离开了他熟悉的地理文化环境，他的战绩就不太好（比如在西北战场），而荆州长沙郡的地理环境相对接近于他的扬州老家，恰好能够发挥他的专长。

孙坚获得长沙太守的高位后，便与荆州刺史王睿产生了冲突。日后孙坚逼死王睿后，获得了其军资，为讨董打下了物质基础。孙、王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此恶劣呢？

一个表面上的理由自然是清流集团与寒族官吏之间的天然性情互斥。王睿很早就被举为孝廉，自然看不起草根出身的孙坚。另外，他的军事资历也不算差。他曾联合南阳太守羊续击破赵慈的叛乱，因功被封为安次县侯，与孙坚获得的乌程县侯是一个级别的。至于初为二千石的孙坚，此刻恐怕还未遗忘自己的军谋被周慎所否而导致的大败，所以，他对任何对其行为构成束缚的上级恐怕都会有忌恨之意。

另一个更深的理由则是来自于汉末官制的疏漏。刺史只是监察官，并无守、相的实际兵权与财权，但在中平五年（188年），这一制度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太常刘焉向朝廷提出用宗室、重臣为州牧，掌管一州的财权兵权，由此将刺史的权力升级为牧权，这一建议被朝廷批准。不过，虽然刘焉本人因此做上了益州牧，但全国的“废史立牧”工作并没有在各州全面铺开。

而在荆州，直到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所害为止，“废史立牧”的举措也没有被真正实施。这种暧昧的状态自然会带给刺史与郡守不同的心理期待：刺史会期待自己立即成为州牧，由此扩张权力；郡守会倾向于认为本州的 “废史立牧”工作被延迟，由此使得自己的权力不会被过于削弱。这种不同的心理期待显然会使得刺史与太守之间的人间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从今日的管理学角度视之，汉廷展开的这种拖泥带水的“废史立牧”措施其实是在官场上导致了一种失败的预期管理。

总结

汉末、三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难点便是史料稀薄。《三国志》过于简约，《汉后书》成书太晚，很多重要的相关史料（如《东观汉记》）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散失，一些重要的史才（如蔡邕）在完成其著述工作前便死于非命。因此，在新史料出现之前，尽量逼近历史真相的唯一方法，便是在有限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检索与被研究人物相关的其余人物的材料，编织出一张基于血缘、地缘、利益与价值观等维度之考量的人际关系网，并在该网中重新理解当事人的行为轨迹。笔者也正是基于这种方法，大致勾勒出了孙坚早年事迹的草蛇灰线，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坚——三国前传之孙坚匡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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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三洋：《袁本初密码》，台海出版社，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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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越：《汉末袁术集团研究》，山东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论文，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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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黎明钊、刘天朗：《临湘社会的管治盘基——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探索》，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10月。

本文取自《看历史》（三国文化）2023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