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流的千年文脉
江水东流，至三江口，融江、溶江（都柳江）、寻（浔）江在这里汇集，形成一道独特而美妙的景观。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参观程阳（永济）桥是一个必须项目，这个“国宝”的建筑文化和艺术价值令游人叹为观止。它是跨越江河的风雨桥，集桥、亭、廊等功能于一身，建筑上没有一根铁钉，全凭奇巧的“榫卯结构”架设起来。1982年，国务院把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然而，1983年6月，三江暴发一场特大的山洪灾害，冲垮了桥东面的桥墩，随即卷走桥上东边的三个亭廊，其余部分也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倾覆。眼看“国宝”即将就这样在自然灾害面前消失，让无数人揪心不已。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挽狂澜于既倒。我今天还能看到程阳风雨桥焕发迷人的光彩，以独特的魅力迎接八方游客，多亏一个叫周霖的教授。
那么，周霖是何许人也？
20多年前，我有幸结识文友梁景梅大姐，她当时是广西工学院（现为广西科技大学）的教授，后来才知，她的爱人就是为程阳桥重修做出重大贡献的建筑大师周霖，当时，周霖是广西大学土木系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师承建筑大师梁思成。濡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上下求索，鞠躬尽瘁。
在程阳桥畔，有一座不起眼坟墓，上刻“周霖先生之墓”，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写的墓志铭。周霖先生生于1934年，殁于1989年，享年55岁。
他的灵魂和与这座古老的建筑融为一体，成为历史的永恒，为侗族文化呕心沥血的建筑大师长眠于此。
据《古桥重生》一书记载：重生的程阳桥完全确保了“修旧如旧”，周霖教授费尽心血，他带领团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按照古文物、古建筑修复遵循的原则，以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无私奉献的精神修得“国宝”。当然，他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徐迟赠给周霖的题词是：“一生而三任焉：永济桥、真武阁、金秀大瑶山。泽在桂柳，光被扶桑，耀炫万邦，此生不虚呢。”
问题是，周霖教授是怎样与程阳桥结缘？又是怎样认识徐迟的呢？两人相距千万里，又不是同一个行业，难道真的是命运的巧合？
我在泛黄的典籍中寻找答案，并回忆起与梁大姐曾经闲聊时讲过周教授的片言只语，把记忆的残片拼凑起来，梳理其中逻辑关系。
文友梁大姐写了一篇《魂牵梦绕程阳桥》文章记载：1982年春，同为广西大学教授的周行，收到一封北京大学的来信，作为土木系建筑教研组组长，周行年事已高，眼睛又不好使，于是地，找周霖一诉衷肠，并鼓励周霖带学生到三江考察，这一去，周霖教授的“魂”丢在三江，他对侗族建筑文化热爱且痴迷。本来，当他写完《三江侗族调查报告》后，一切就可以结束了，然而，一到寒暑假他就带学生去，共计历时62天，行程4000多公里，调查测绘知名风雨桥86座，拍摄图片820张，各种文字资料5万多字，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梁大姐如泣如诉的述说中，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执着和抱负，更体会到文化传承的魅力。
当程阳桥遇到危难时，自治区领导研究由周霖教授负责主持修复工程。经过周霖教授和其他人员两年多艰难努力，才有今天程阳桥的生机活力。
然而，命运却无情地捉弄人。正当周霖教授大展身手，事业如日中天时，却患病了。他认识徐迟是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周霖教授在武汉同济医院与徐迟相识，从病友成为至交好友。
当时的徐迟是全国人民喜爱的大作家，他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风靡一时，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家喻户晓，科学的春天吹拂大江南北，使知识分子恢复自信自豪。徐迟却谦虚地说：“陈景润是时代写的，只不过借我笔。”徐迟有一个愿望，想写一篇建筑学家的报告文学，这一年，徐迟75岁，刚好在医院治疗认识了周霖，周霖也倾慕徐迟的才华，两人成了忘年之交。后来，徐迟专门写过《一篇科技写作的杰作――为〈永济桥修复记〉作序》的文章，发表在《长江文艺》上。这是文学和建筑艺术碰撞，产生闪烁的光芒。
为纪念这旷古之文物永济桥（程阳桥）顺利重生，周霖教授专门写了《永济桥修复记》一文。文章结尾说：壮哉！三江一水长流去，侗寨花桥万古青。如今，在永济桥头，这记载难忘的历史文章已勒石为铭。
从融江顺水往下行走，有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叫丹洲，在岛的东南侧一个书院，叫丹洲书院。
因水而秀，因人而灵，这几个字是最好的表达。
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漂”在融江上的古县城是怎么来的？一个座小小书院为什么会演绎出那么多精彩的历史华章？
有一个清朝进士名叫沈殿青，曾写过一首《丹洲颂》：“万家城郭起丹洲，一水中分两岸流。江汇浔榕成玉带，道同黔楚奠金瓯。”几句诗就把一个古县城描绘得令人神往。史载：这里，原来叫怀远县，明朝时（1380年）县城曾设在老堡，到了1591年才迁至丹洲。这次迁移，与一次战争有关，也与一个叫苏朝阳的知县有关。
我信步来到岛上的博物馆，那里记载着丹洲浮岛的始末。岛上老人口述，丹洲岛由一只抵御洪水的千年大鳌幻化而成。当江水大时岛上浮，水小时岛下降，永远保持岛水相连，永不干枯。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但又没有地理学家或地质学家给出正确答案。只能说丹洲岛地理位置独特而优越。
如果要说知县苏朝阳的故事，那就先说另一个知县马希武的事了。
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到老堡任知县的武举人马希武。此人生性暴戾，不体察民情。隆庆六年，马希武到任仅一年就被不堪暴政的乡民所杀，老堡县城也被捣毁。
万历十七年（1589年）到任怀远的苏朝阳。是一名来自福建晋江贤明的县官。由于他为官清廉，身上有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体恤民情。所以，他一上任就废除了此前的苛政，尊重当地苗、瑶、侗民的生活习俗，用多元的文化理念治理社会，促成民族团结和融合。最终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百姓的拥护。当时县城西南有一个叫做“板江堡”的地方，那里是“瑶王”余金朝的领地。受苏朝阳的贤明的多民族共存理念的感召，表示愿意献出他所占据的丹阳城以示归顺朝廷。
当时的丹阳城便是如今的丹洲岛。苏朝阳应余金朝之邀登岛考察，见此洲状似鳌鱼、抬头摆尾，有独占鳌头之势。远观则是青山环绕，绿水缠腰，喻屏障为山，天堑为水，于是决定迁县城于此洲。
万历十九年（1591年）苏朝阳开始在丹洲筑城，因得民心，群众卖力，城墙第二年就竣工了。从此，怀远在丹洲的县治持续了340多年。
于是，这座古县城留下340多年的文化积淀。
关于苏朝阳的传说和故事有许多，苏朝阳极力倡导办学育才，县城设学宫。由于他深得百姓拥戴。朝廷屡有褒奖。后擢升柳州知府。万历三十年(1602年)题准入柳州名宦祠。
有一个苏县令办案的故事值得玩味。
某一年，有几户人家的银子被窃，也不知是怎么被窃的。因为家里的门窗都是关好的，没有被撬系统的痕迹。一个姓向的惯偷在行窃银子时被主人抓住，把他送到县衙审问，他一概不承认。
苏县令到实地查案，发现墙壁上有“之”字形的耙齿钉痕，就回来再审此案。
最终这个姓向的偷贼承认，他的作案工具很简单，只有四颗耙齿钉，因他臂力过人，一只手可把这四颗耙齿排成之字形钉上墙，踩着耙齿，一面上，一面拔，一面钉。人上到墙顶，耙齿也取光了，墙壁上只留下一个个钉痕。
我漫步丹洲，观赏天江一色的自然景观。不经意间发现，在东南侧，还有一座建于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的丹洲书院。“丹洲书院是隶属柳州学府的一所公办学校，当时是怀远县的最高学府、桂柳北部的主要文化中心。方圆百里内的少数民族子弟及地方汉族子弟都到此求学，民国初期，在校学生最多有800余人。”陪同的人员说，丹洲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开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到了清朝道光三年，当地政府及周边文人绅士捐资，筹建了丹洲书院。现在书院内还保留有文物科举乡试的场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丹洲书院改为县立两等小学堂，为该县树立新学制之始。1912年，学堂改为学校；1918年，又开创三江县立女子第一小学。书院占地面积5.5亩，砖木结构瓦平房，白墙灰瓦，飞檐翘角，赤柱红门，书院内有：校门、讲堂、桃园、耻辱柱、文武校场、名人旧居等，院内清幽雅静，古朴庄重。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国立小学、香山慈幼院、广西师范学院、柳庆师范等著名的学校亦在此办学。
我在走访中发现，如今书院内还有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罪证。那是一根被火烧过的柱子，名曰“耻辱柱”。一旁的文字介绍写道，在1945年4月12日清晨，日本侵略军侵入丹洲，烧毁房屋28户40间，学校、乡公所等建筑3座10间。其中，就有书院南北二楼学生宿舍2座。“耻辱柱”就是北楼被焚烧时所留下的遗迹，所幸扑救及时，教室才免于被焚毁的命运。
在书院中庭天井附近，有一间厢房竟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临时居所。史载，1951年8月，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为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三江，走进村寨，为侗乡送医送药、馈赠生产和生活物资、广泛宣传民主政策，当时地方政府就安排他在丹洲书院内住宿。
站在丹洲书院里的费孝通（1910年—2005年），悲伤地回忆10多年前往事，为心爱的妻子流下伤心的泪水。费老是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5年，他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金秀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突然迷路，误踏当地群众捕捉野兽的陷阱，腰腿受伤，妻子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费老是在第二天，才被当地群众发现并救出来的。其实，著名文学家王鲁彦等大批学者曾在丹洲书院学习生活，书院成为当时学习议事的重要场所，形成一张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
更为奇特的是，香山慈幼院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1921年创办的，早期是一家孤儿院，后来，发展成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女校、技校和校办工厂的慈善机构。1941年，北京香山慈幼院到柳州市区开花结果，办有“香山慈幼院柳州小学校”，校址多次迁移。
伫立岸畔，远处江流回旋，近处竹影婆娑。一幅“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图在眼前徐徐展开。
来源： 西哥谈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