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朱德》朱总风范永存我心（八）

  康 克 清  

四（上）

缅怀朱老总，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那十年，党和国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都处在忧患之中。朱老总正是怀着难以言喻的深重忧虑，于1976年7月6日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而又正处在劫难中的人民。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难以理解。有一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总要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提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1967年1月的一个傍晚，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一伙人闯进了朱老总的住地。正巧朱老总不在家，那伙人就在门前、墙上贴满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等标语。不久，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大有乌云压城之势。当我向朱老总谈起这些情况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若干年后，戚本禹刑满释放，寄来了道歉信，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深表悔恨。虽然朱老总已经作古，但即使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证明了历史是最公正的。

1967年夏秋之交，我正在接受群众的批判，批判我是“走资派”“十七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我有口难辩，思想上很难接受。回到家里，我忧心忡忡地对朱老总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要成什么样呢。”朱老总却充满信心地回答我说：“只要主席在，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也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京举行。当时，朱老总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但他仍抱病参加会议。林彪、江青一伙心怀叵测，在会上多次对朱老总进行围攻，逼他检讨。有一次他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不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不再说话。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啦。”

这年十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的“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我困惑地问朱老总：“真的要打仗了吗？”朱老总深沉地回答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战争的预兆和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