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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有幸收藏了两件清光绪年间碑帖拓片，分别是光绪二年（1876年）《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都《贡院废号记》。这两件拓片内容独特有趣，一者记录了“兴科举”的盛况，另一者则见证了“废科举”的历史转折，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阅研究，认为其有一定的文史价值，特撰此文与同好者共赏。
《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拓本
四川尊经书院，由张之洞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在成都创办，是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张之洞，字香涛，号壶公，直隶南皮人，世称张文襄公。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公）旋奉命提督四川学政——奏设尊经书院，择郡县高才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而授，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学风始为一变。” 这里所言大学士手订云云，是指张之洞曾编撰《輶轩语》《书目问答》等书作为学生读书指导；又撰写《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说明办学宗旨是培养蜀中人才，通经致用之道。
后来书院聘请名儒王闿运、宋育仁等担任尊经书院山长，不仅使蜀中学风为之一变，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杨锐、廖平、骆成骧、高树、高楠、吴玉章、彭家珍、吴虞、张澜等都曾是尊经书院的学生，可以说尊经书院是当时四川学术文化中心，为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在四川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此本《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旧拓本，共29页，每页6行，每行13字，由该书院首批学生范溶书写而成。
范溶，字玉宾，光绪二十年进士。书写此记时，他年仅二十岁，其现今流传诗文已不多见，但此篇内容却为我们保留了珍贵史料。记中首述尊经书院创办始末，后分列书院十八条章程，依次为本义、定义、择术、务本、知要、定课、用心、笃信、息争、尊师、填习、善诱、程功、惜力、恤私、约束、书籍、释疑等，为我们阐述了当时书院的办学理念与教育制度。
《成都市志文物志》对该拓本的评价极高：“此书对于清末蜀中文化教育事业影响颇大，拓本不多，今更稀见，四川省图书馆（与四川大学）各藏一册。无论学术价值，或是艺术价值、文物价值，皆堪称珍品。”
成都府《贡院废号记》
清末，随着朝廷改革的推行，“废科举，办新学”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被提出。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
四川省也遵循这一旨意，废除了举行乡试的贡院号舍，改办新学。四川总督锡良，于1906年撰文《贡院废号记》，在文中详尽讲述了成都拆除了贡院号舍和宫墙（原址为明代蜀王宫），办新学的过程和举措，并谈到应保留部分古建筑留为后人参观，发思古之幽情，一如古埃及金字塔、罗马古城，后人无不珍惜。遗憾的是，宫殿遗址已于1968年全部拆毁。
《贡院废号记》全文如下：
光绪二十九年良奉命督蜀，是时天子方崇尚实学，改试策论，文诏天下州县兴建学校，复古痒序之制，良既建立成都高等中学、工艺各学堂。明年复檄州、县次第兴办各中小学，并派遣外国留学专门师范各学生。再明年诏停科举，罢一切汇试。
良文既贡院及府试院空舍，增建师范补习预备选科诸校。其考试号舍万余间，更因官之请拆旧甓，移筑武校兵舍及学务公所，昔时角逐文艺之场，易为研究科学之地，亦云盛矣。顾余不能无感者，我中国自唐以来以科目取士，驱一世髦俊，范之一轨之中，千余年间，鸿生魁儒，往往杰出于此。
当其令典所垂成为风会，上旌下励，轨合辙同，在朝廷视为谋国之远猷，在学子引为经世之大业，故虽棘闱锁院，其尊崇肃敬，不啻堂陛视之，逮事久弊从，国敝民弱，朝野上下，遂爽然于前，此空论取之不足恃，思欲废而更张之，乃相与幕古，初参欧化举世之风尚，既移耳目之倾注，一改向时扃试森严之地，又若土梗瓦砾之不足，措意者，人心之趋违，岂不以境哉。
虽然事会何常，傥数十百季之后，学制修明，校舍比鳞，后生小儒未尝躬历大比之试，安知不有旷然远思，慨念旧制，欲问其秩事而不可得者，况此一朝之大政，尤考古者之所惓惓能忘也。拆号之日，余命存留若干间，封识而保护之，以待来者，尝考泰西历史如埃及废墓、罗马古城莫不宝惜珍培，留为国人浏览之所，以发舒其思古爱国之情，而吾国三辅皇图、洛阳宫殿，仅于书册略具梗概，无复片瓦只石之存，此考古之所以多遗憾也。余之存此废号并记其颠末，亦保存古物，以资历史之一证云尔。光绪丙午嘉平月督蜀使者锡良识，丁未春三月权臬使者赵藩书。
文中“光绪丙午嘉平月”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腊月。“督蜀使者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开始在四川积极推行清廷所提倡的“新政”，他不仅在当地设立各种学堂，还派大批川渝学生赴日、美、法等国学习，于四川的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有诸多建树。
“丁未春三月”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此碑的书丹者赵藩，字界庵，晚年自号石禅老人，云南剑川人，时任四川盐茶道按察使，成都武侯祠著名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对联，即为赵氏所书。
这些碑记不仅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更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制度变革和历史思想文化的转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地区时代的变迁。
文：彭雄
编校：陈岁禾
编审：赵霞
图据作者
投稿邮箱：cd3000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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