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山斗母宫后院碧霞元君殿内悬有一块匾额（今在东侧听泉山房内），上书“肤寸升云”四字，上款“中华民国十一年菊月穀旦”，下款“衍圣公孔德成敬书”。即1922年农历九月，孔子第77代孙、衍圣公孔德成所书匾额。“肤寸升云”又曰“肤寸兴云”。侧手为肤，案指为寸，“肤寸”是古代长度计量单位，一指称为寸，四指称为肤，比喻极小或极少；又借指下雨前逐渐聚集产生的云雾、水气。“升云”指云雾升腾、运动的样子，是产生降雨的前兆。“肤寸升云”出自《春秋公羊传》：“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尔。”意在称颂泰山能够在转瞬之间兴云致雨、翻云覆雨。
衍圣公孔德成为何要给泰山斗母宫题写匾额呢？这还要从他传奇的诞生经历说起。
孔德成之父孔令贻的原配妻子孙氏未能生育就病故，其妾丰氏也未生育。后来孔令贻又与陶文谱再婚并诞下一子，却不幸早逝，造成了孔令贻中年丧子的严峻情势。随后孔令贻将陶夫人贴身丫环王宝翠收为侧室，王氏先后生下孔德齐、孔德懋两个女儿。面临至今尚无子嗣的情况，孔府上下十分焦急。而泰山斗母宫在明末清初女尼入住后，开始塑起送生神像，即碧霞元君分身“育德广嗣元君”，自此斗母宫被香众视为泰山又一处碧霞元君行宫，使庙宇增添了送子色彩。在这种急切地求子需求下，每年农历正月初八，陶氏都要派人去泰山斗母宫等庙观拴个娃娃回来，有时孔令贻也会亲自到泰山进香许愿，泰山的庙观经常得其资助，碧霞祠、斗母宫都有孔令贻写的匾额和对联，斗母宫内的寄云楼即是孔府捐修的。1919年，王氏第三次怀孕。当时身在北京的孔令贻因背疽病危，他致信给北洋政府徐世昌大总统和清逊帝溥仪：“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但令贻病危至此，恐不能待。”同年11月8日，孔令贻卒于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1920年2月23日王氏临产，为防止有人偷换婴儿影响孔家血脉正统，北洋政府组成了由内务部、山东省员和当地颜子、曾子、孟子后裔组成的“监产委员会”，并由颜子第76代嫡长孙、颜子奉祀官颜世镛负责具体事宜。孔令贻的结拜兄弟张宗昌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维持秩序。孔府则把血缘关系最亲近的十二府女性长辈全部请来，在前堂西厢静坐监产。孔府上下门户齐开，就连只有喜庆大典、迎接圣旨和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才开的重光门也不例外，门上还挂着弓箭，以示“飞快、速达”之意。过了两个时辰仍未降生，陶氏又差人把曲阜的五座城门全部打开。有人说王氏地位太低，又在她的屋角上挂了一块“鲁班高八丈”的木牌抬高她的地位。随后孔德成顺利诞生，孔府敲锣十三下，曲阜全城燃放鞭炮庆贺，北洋政府在曲阜鸣礼炮十三响，以志圣裔不辍之庆。
王氏生下孔德成17天后因中风去世，孔德成由陶氏抚养长大。1920年4月，在其出生不到百日时，北洋政府徐世昌大总统按照袁世凯所定的《崇圣典例》，正式将“衍圣公”头衔授予孔德成。
“民国十一年壬戌八月，老太太暨公爷赴泰山悬匾。”（曲阜文物保管所整理：《七十六代公夫人陶氏起居日记》公元1919年—1927年）1922年农历八月，陶夫人带领孔德成来到泰山斗母宫还愿，拜斗母宫住持法霖为师，并奉上金娃娃一个、红披一套、横匾一方、香资300元。其中“横匾一方”即为“肤寸升云”匾额，上款“菊月”为农历九月，是预定的悬挂日期，书写及刻制时间应在农历八月前往泰山之前。“九”为阳数之极，选择在九月悬挂匾额，暗含了孔府对于子嗣绵延的强烈诉求。下款虽为“衍圣公孔德成敬书”，但当时年仅2岁的孔德成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榜书作品，应为孔府内人代书。
“肤寸升云”匾额字面含义是称颂泰山能够在转瞬之间兴云致雨、霖雨苍生，但诚有感应、有求必应、得子还愿则是其内含之意。匾文颂扬了泰山资生万物、发育万物的贵德形象，以及碧霞元君普济保生的神职特点，同时彰显出孔府蒙受泰山庇佑才得以“圣裔不辍”的感激之情。
来源：作者 王子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