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文化与文明系列讲座·第一讲灵渠的历史空白

灵渠的历史空白

灵渠文化与文明系列讲座·第一讲

灵渠虽然存在了两千多年，但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它开凿于哪一年？它初始之时的具体形态如何？在唐代以前，它有无名称，如有，它的名称是什么？它既然是一条这么有地位和重大影响力的人工运河，为什么在《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以及《水经注》这些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河渠历史典籍书中，没有一个字的记载？以致在唐代以前一段漫长的时间么里，一直处于历史的空白期，仿佛监禄（史禄）凿的这条渠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细读史籍，我们发现忽视灵渠的存在，几乎是唐代以前的一个普遍历史现象。史学家们往往说到与灵渠有关的历史事件时，都一笔带过不提。

如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引番阳令唐蒙给汉武帝的奏章，献计对南越国用兵：“今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图：《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宋乾道七年刻本

灵渠是由长沙南出岭南的重要水道，当然也应包括在那些“水道多绝，难行”的水道之内。灵渠既是沟通岭南与中原的重要水道，为什么会“绝”了呢？对此，司马迁一字不提。班固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基本上重复了这个说法，不提灵渠的存在。

图：《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宋庆元元年建安刻本

《史记·南越列传》，记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下令向南越国进军，其中“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

图：《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列传》宋乾道七年刻本

《汉书·武帝纪》、《汉书·西南夷朝鲜传》基本上重复了《史记》所记，只不过在《武帝纪》中，记述得较为详细一些：“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这里使人费解的是，归义越侯严将军，他所率领的戈船战舰，“出零陵，下离水”，而灵渠是湘楚下南越水上必经之地，他的戈船不经灵渠，又怎么出得了零陵，下得了漓水呢？

图：《汉书》卷六《武帝纪》宋庆元元年建安刻本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到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司马迁约生于公元前145—135年，他“窥九嶷，浮沅湘”的时候，监禄凿的灵渠已有八、九十年了。司马迁的这次游历的足迹，已接近灵渠。像他这样以实地考察写历史的大家，即使不能亲历灵渠（灵渠当时被南越国占据着），但在湘江上，他也可以打听有这么一条重要的人工运河，但是他却没有提到灵渠。

图：《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宋庆元元年建安刻本

到了南北朝时，南朝宋的范晔修《后汉书》，在《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中，记郑弘大司农开零陵峤道：“郑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也……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建福州市）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在职二年，所息省三亿万计。”灵渠是由零陵南出岭南的重要峤道，郑弘奏开零陵峤道，无疑要包括灵渠这条重要水道在内，为何只字未提灵渠？

图：《后汉书》卷三三《朱冯虞郑周列传》宋白鹭洲书院刻本

历史上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修濬灵渠之说，并且还将马援与史禄、李渤、鱼孟威入祀在灵渠边的“四贤祠”内，可是《后汉书·马援传》并无马援修濬灵渠的任何文字记载。

图：《历代名臣像解》马援像

而最忽视灵渠存在的要数北魏时期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

郦道元考察天下河渠水系，撰成的地理文学巨著《水经注》这部书，记载了中国大小水道河渠1212条，对这些河渠，一一穷原竟委，详细记述了所经地区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等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无不繁征博引。引用书籍多达437种，还记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所引书和碑刻今多佚。《水经注》是公元六世纪前中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郦道元约生活在公元470年至527年间，他所处的时代，距监禄（史禄）凿渠以通粮道，已有七、八百年，为什么他在《水经注》这部系统而宏大的地理学著作中，只记都江堰、郑国渠，甚至比灵渠后开的汉代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的白渠都记入了其中，而唯独不记灵渠？

我们来看郦道元是怎样忽视灵渠的。在《水经注》的三十八卷专门有一篇“漓水”：

图：《水经注》卷三八宋刻本

这篇“漓水”注文虽短，但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含量非常丰富。先说它的地理信息：郦道元告诉我们，湘江与漓江之间，陆地间隔仅“百余步”（秦朝六尺为一步）。这“百余步”距离就是湘、漓二水的分水岭始安峤。始安峤之南有一条南流注入漓水的支流名叫始安水，就是庚仲初在他所作的《扬都赋》中，“判五岭而分流兮”的那条河水。漓水又南与沩水汇合。沩水即是发源于猫儿山，上段称六洞河，出山与川江、黄柏江合流后始称大溶江的河道。

“漓水篇”的历史信息有两条：

第一条是《汉书》所谓“出零陵，下漓水”之地，本文已前述。

第二条历史信息是“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骘，即是地也。”

这次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建安十六年，即公元211年，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此时魏、吴、蜀已三分天下，汉献帝已成傀儡。

事件发生的地点：小零陵。古零陵县为秦朝所置，治所在今广西全州县西南，这里西汉时为零陵郡治，东汉因郡治移于泉陵，以对郡而言，又称小零陵。

事件相关人物：赖恭，刘表治理荆州时，派为交州（今广州）刺史；步骘，东吴孙权重要的谋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刘表治理荆州时，岭南属荆州管辖，刘表派赖恭担任交州刺史，吴巨担任苍梧太守，后二人发生矛盾冲突，赖恭在交州无法立足，遂向东吴孙权求援。孙权一看，这正是占据岭南的机会，当即派步骘为交州刺史，立为武中郎将，统领武射吏（善射的武官史）千余人，南行去接管交州政权。赖恭得知孙权已派步骘来岭南，便把交州和广信（今广西梧州）的兵一起带到始安水附近的小零陵迎接步骘，将交州政权移交步骘。

“漓水篇”的文化信息，便是郦道元引用庾仲初的名赋《扬都》，以扬始安水之名：“判五岭而分流者也。”庾仲初即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东晋大文学家，他创作的《扬都赋》，影响很大，社会上广为传写，曾引起建康（东晋国都，今南京市）纸贵的场面，与西晋大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引起“洛阳纸贵”相似。《扬都赋》洋洋洒洒，文采飞扬，不仅写到漓江上源的始安水“判五岭而分流兮，鼓沱潜而碎沛”，还写到“林蔚八桂之丛，果则黄柑朱橙”，这比唐代大文豪韩愈咏桂林的“苍苍森八桂”“家自种黄柑”诗句早了四百多年。

说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漓水篇”这么多信息，灵渠在哪呢？还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凡是熟悉灵渠的人，都知道始安水，它是接入灵渠引湘江之水进入漓江，沟通湘、漓二水的首条河流，可以说，没有始安水，就没有灵渠；没有灵渠，始安水也就不为人所知。要知道，始安峤、始安水、始安县是与生俱来的啊。但是郦道元不但写到了始安峤，而且写到了始安水，还特地以东晋大文豪庾仲初的《扬都赋》为始安水扬名，为何却忽视了比始安水更重要的灵渠的存在？

是否在唐代以前，人们还不知有灵渠这么一条人工运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一位学者高诱，在他为淮南王刘安著的《淮南子·人间训》作注解时，在“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句之后加注“监禄秦将，凿通湘水漓水之渠”（高诱《淮南子注》）这说明在东汉时，人们已经知道了，灵渠是监禄（史禄）凿通湘水漓水之渠，只不过这渠还没有名称而已。这条注解是目前所知灵渠最早最具体的一个史料。既然连高诱都知道“监禄秦将，凿通湘水漓水之渠”，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班固在《汉书·沟洫志》，郦道元在《水经注》“漓水篇”等重要著作中，为什么不记监禄和灵渠的史事，致使灵渠存在漫长的历史空白期？答案被厚厚的历史尘封着。

据最早记载监禄（史禄）凿渠的《淮南子·人间训》：

“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輓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蠃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适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过之则探彀，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故秦之设备也，乌鹊之智也。”

图：《淮南鸿烈解》卷十八《人间训》明刻朱墨套印本

许多研究灵渠的人，只把这段文字当作历史来读，其实，细读原文，就会发现，这段文字表述的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历史问题。

文章的起始句子，是一个富于哲理的设问句：“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时候人为地去做自己认为很有用的事，却恰恰是败坏了它；有时候有意去防范某种祸患，却恰恰是招致它的到来。怎么知道它会是这样的呢？作者以秦始皇得到一册录图，发现上面的解说文字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为了防“胡人”，于是征调五十万大军，命令蒙恬、杨翁子修筑长城。秦始皇又贪图百越之地的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之类的奇珍异宝，又派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南攻百越，命监禄（史禄）凿渠以通粮道，为秦军转饷。这两件事搞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遂引发陈胜造反，刘邦、项羽等纷纷起兵响应，义兵势如摧枯拉朽，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秦始皇原本打算修长城是为了防止被“胡人”灭亡，谁知恰恰是修长城导致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略取百越之地，调动大批囚徒去戍守，谁知恰恰是从这中间爆发了灾难（秦亡）。

淮南子接着讲了一个极富哲理的小故事：那乌鸦、喜鹊预先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多风暴，于是便将原本在大树顶端的巢，迁到低矮路旁的树枝上以避风暴。谁知这样一来，路人随手就可以掏到雏鸟，小孩顺路就可挑破鸟蛋。乌鸦和喜鹊知道预防远期的祸患，却不知这样一来，又造成了眼前的灾难。以此来看，秦始皇的所谓防备，只是像乌鸦、喜鹊之类的小智慧。

这个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后世的史家对秦始皇修长城和南攻百越（包括监禄凿渠）的记述和评价。他们反复地把这两件事，作为秦始皇两大暴政导致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醒历代统治者引以为鉴。这就使得监禄（史禄）凿渠这件事和凿成的这条渠，在史家眼中，就没有什么历史地位可言，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更何况，在秦攻百越的战争中，监禄（史禄）奉命凿渠以通粮道，凿渠只是一个解决通粮道转饷临时性的军事后勤供应工程，它的规模比万里长城小得几乎可以略而不计。另外，此渠筑成，也并非马上扭转了秦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而造成了秦军统帅尉屠睢被越人杀死，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的败局，秦始皇“乃发适戍以备之”，最后是靠这批犯罪之人遣戍岭南百越之地，才稳定了南攻百越的战局。所以从军事上说，它也不是一个可以作为成功的战例来记述，也更不能从水利灌溉上和它同时代的都江堰、郑国渠比肩。

这就是唐以前为何史家不记灵渠的原因。除上述原因外，《汉书·沟洫志》在齐人杜延年（执掌朝政的霍光大将军的亲信）的上书中有一句话，透露了一个大秘密：“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以其水绝壤断也。”就是说，在汉代常常要防备北方匈奴的南侵，而不必忧虑岭南百越之患，是因为地理上百越与中原“水绝”，即水上交通断绝；“壤断”，即因五岭这道大自然屏障，隔断了中原与岭南百越土地上的接壤，陆上交通也断绝，因此岭南百越人无法逾岭北上攻击中原王朝。那么，还要灵渠来干什么呢，否则不是自我引发边患吗？可见在汉代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监禄（史禄）凿的这条渠是“水绝”的，人们不记它，甚至忘记了它也就不奇怪了。

图：《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宋庆元元年建安刻本

灵渠沟通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宏伟事业，“乃用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唐·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秦史禄导海阳山水，逆为石矶以激水，分岭而下，会湘桂二水合为一。北通京师，南入于海，厥功弗究。”（宋·李师中《重修灵渠记》）“夫徒河虽小，实三楚两粤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清·陈元龙《重修灵渠石堤陡门记》）灵渠的巨大作用，明显是在唐代以后的事了。